显德六年（959年）五月初二，世宗在瓦桥关行在召集众将，讨论乘胜进攻幽州的问题。

此时的后周军攻势势如破竹，未遭太大抵抗，且军队相对完整，但众将似乎都极力想避免与辽军决战，劝说世宗放弃进军。

世宗力排众议，决意继续进军，但于当日夜间突然“不豫”，以至于不得不就此放弃北征计划，撤出幽州前线，未留下有分量的将领代理北征，对辽采取守势，还是暗合了“诸将皆以为未可”的心意。

在返京途中，世宗反常地迟留澶州，似乎有着特殊的寓意，“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”，引起“中外汹惧”。

后周世宗柴荣虽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早逝，但对于平衡和稳定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军，防止叛乱发生并非没有布置。

在撤军时，为防止亲贵夺位，把在军中素有威望和军功卓著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、殿前都点检张永德，一个调往河东战场，一个留镇澶州，动摇了后周郭威以来确立的外戚军事领导体制。

六月九日，又紧急地“立魏王符彦卿女为皇后”，此举在地方层面上，笼络了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彦卿，天雄军即中唐时的魏博镇。

魏博镇虽屡经削弱，但仍是五代时期最为强大的藩镇之一，且会府大名控扼河北，而“河北之足以制河南也，自昔为然矣”，为新朝找到了强大的地方屏障；

在中央层面上，通过小符皇后与赵光义之妻符金锭的亲戚关系，间接地与赵匡胤结成亲戚关系，寄希望于巩固赵氏以及殿前军的忠诚，又寻求了相对稳固的内部支持。

六月十五日，落张永德军职，顺理成章地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，宿卫亲军的最高领导权转移到了赵匡胤的手中。

由此，实力强大的侍卫亲军司由韩通指挥，新贵赵匡胤统帅精悍的殿前军拱卫皇帝，二者相互制衡，又都服从于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组成的文官政府的领导。

在外，又有太后生父魏王符彦卿为新朝忠诚藩屏。恭帝朝的权力结构清晰起来。

但在六月十九日，世宗崩逝当日，就发生了范质等顾命文臣联合赵匡胤匿废世宗遗命的事件，经此之后，赵匡胤始与文臣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同盟，世宗生前规划的政治平衡被打破。

随后，年仅七岁的恭帝柴宗训在一片波诡云谲的氛围中继位。

虽然从整体来看，殿前军和侍卫亲军司人员配备整齐，军事领导权相对分散，有利于中央控制军队。

但是，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授镇宁军节度使，“复为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”，驻扎在澶州，远离汴京，殿前军的领导权事实上还是集中在赵匡胤一人手中。

同样的，侍卫亲军司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被授予淮南节度使，调离京城。

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，率所部之兵驻守，后被任命为马步军都虞候，但很快奉诏赴北边驻守。

侍卫亲军的领导权就集中在副都指挥使韩通手中了，但韩通久历藩镇，直到显德三年（956年）末，才酬功授侍卫马步军都虞候，淮南战役中也未随军出征，与诸将似无太多交集。

直到显德六年（959年）才在北征中崭露头角，与高怀德、张令铎等人共同领兵，殿前都虞候石守信随后加入序列，受其节制。

由此来看，韩通虽为侍卫亲军最高统帅，但其缺乏相关服役经历，与诸将关系松散。再者，韩通其人“性刚愎，颇肆威虐，众情不附，目为‘韩瞠眼’”，很难彻底掌握侍卫亲军司。

另一方面，殿前军和侍卫亲军的石守信、王审琦、高怀德、张令铎等高级将领和赵匡胤经历相似，都是后周太祖、世宗时期的元从军人，高平之战前后，他们分别任铁骑左右都校、铁骑都虞候转本军右第二军都校，铁骑左右厢指挥使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之职。

世宗在随后的整军过程中，铁骑、控鹤等军被编入殿前军序列，殿前都虞候赵匡胤正作为此次整军的领导者，必然与其交从甚密。

并且，自显德元年（954年）殿前军整军起，赵匡胤“掌军政凡六年，士卒服其恩威，数从世宗征伐，洊立大功，人望固已归之。”

此外，与赵匡胤相熟的将领还有控鹤军都指挥使韩重赟，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刘廷让，铁骑都指挥使杨美等，铁骑左第二军都校马全义，龙捷右厢都校李继勋等。

在禁军中，倾向赵匡胤的力量要远大于倾向韩通的力量。

隋唐以降，帝后“同穴而葬是其主流”，五代王朝更替频繁，但有条件的也多以皇帝生母与先帝合葬。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十一月，后周世宗于庆陵下葬时，不与恭帝柴宗训的生母大符皇后合葬，反而“以贞惠皇后刘氏祔焉。”

世宗崩逝前通过册封小符皇后加强与地方符氏、中央赵氏联系的安排似乎遭受了某种挑战。而且，符彦卿两个女儿分别嫁予周室和赵家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对后周的忠诚。

与此相对的是，赵氏一家在不停地通过婚姻关系攀附贵门，笼络人心。

继赵匡胤娶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女为妻后，赵光义也先后迎娶世宗潜邸旧臣、殿前都指挥使尹崇珂之妹，以及天雄军节度使、魏王符彦卿之女之后，赵氏之母杜太后又频频为女儿寻找贵门，继以培植势力，特别是对枢密使魏仁浦的拉拢。

虽因魏仁浦之子魏咸信年幼，直到开宝年间才迎娶永庆公主，此举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拢作用，周廷权力格局继续向赵匡胤一侧倾斜。